【自译】《老学庵笔记·卷三》（四）
孔安国在《尚书序》中说：“这是隶古定本，换用竹简抄写的。”隶是指隶书，古是指科斗。这本尚书是前一简用科斗字写的，后一简用隶书写，来解释前一简的内容，从而方便人们读诵的。近来有擅长写隶书的人，总是自称自己写的是隶古，真是可笑。
宣和年间，虽然风俗已经是崇尚谄谀的了，但也还有简便化的趋势，时间长了，就有了既用骈俪文写笺启又另附散文体手书的人。笺启是主要的，所以把手书称为小简，但也还是各为一封。不久，有的小简会被扣在书吏那里，不能都送到位，于是就把二者封在一个封里，称之为双书。绍兴初年，宰相赵元镇位高任重，当时正是有很多变故的时候，人们怕他没时间把双书看完，就用写着官爵和乡里的名片，或者换成一单张纸，直接讲自己的请求，把这张纸和双书一起送上去，称作品字封。后来又只用双书了，而小简的篇幅增多，多达十幅。秦太师把持国政的时候，有谄媚的人曾经参与管理政务，被派出去当建康留守，每寄一封信，都要写一百幅小简，挑用十分之一。于是人们烦得受不了了，人们心里都很讨厌这个，很快就变成使用札子，对人们来说就稍微方便了一点。不久札子又从两幅变成十幅，每幅都罗列着名衔，所带来的麻烦更多了。而表达谢意、道贺之类的还是和以前一样用双书。绍兴末年，史魏公任参政，才开始命令书吏像邸吏印刷邸报一样使用镂版，不再接受双书，后来大家都遵循这个，这就成了惯例，政事上就停止使用双书了。但笺启没有被废除，只用一两张短纸紧密地写小字，和札子一样，统一封起来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外郡则还是在使用双书。
元丰年间，王荆公住在半山，喜欢读佛书，常常在旧的金漆版上写上藏经的名字，派人去蒋山寺取来。于是就有了用金漆版代替书帖与朋友写往来信件的人。之后人们为金漆版写信容易泄露而感到苦恼，于是有人就把两块版合在一起，用一张纸把边缘封起来，时间长了，这种制作渐渐精良，有人又用丝线做的囊袋把金漆版放进去封好。南边人把这个叫做简版，北边人叫这个为牌子。后来又通通把这个叫做简版，或者简牌。我淳熙末年回到朝中，朝中大臣们就用长四五寸、宽一尺多的小纸写往来的书信，称之为手简。简版几乎没人用了，市场上就没有卖这个的人了。而卖纸的店都做手简来卖，销量很好。
士大夫之间交往拜谒，在祖宗辈是用门状，后来用结牒“右件如前谨牒”，像如今的公文，后来因为太麻烦了就去掉了。元丰之后又盛行手刺，前面不写名号，只说“某谨上。谒某官。某月日”。罗列名衔的时候写的姓名，在刺里有时候叫状。也有人不罗列名衔，只写郡名，然而都是亲手写的，苏、黄、晁、张等几位大人都是这样的。现在也有人收藏着的。后来又只用门状了，有时候不能一一写门状，就只留话给看门人说：“某官来拜见。”但也会为看门人瞒着不上报而感到苦恼，绍兴初年就使用榜子，只写官衔和姓名，到现在也没有废除。
石藏用名用之，是个很高明的医生。他曾经说如今的人们生来身子就弱，所以按照古方用药大多不能治好病；不光是人，金石草木之类的药材也都比古时候效力弱，除非加倍用药，否则都不能取得疗效。所以藏用因为喜欢用热药而被毁谤，一群医生都到了这样造谣的地步：“藏用檐头三斗火。”人们有的就很害怕。只有晁之道非常喜欢石藏用的言论，每次看到亲友储备丹药，不管多少，都要拿来全部吃掉，有时候都等不及告诉主人。主人受到惊吓，赶紧告诉他不能多吃。之道大笑，不管，然而也没有受到伤害。这是身子骨和常人不一样，其他人是不可以学的。他晚年竟然在盛冬时节趴在石头上用朱笔写要在石头上刻的字，被石头的冷气侵入了身体，最后得了阴毒伤寒而死。
我的族子陆相，少年时期总共吃了几年的菟丝子，吃得特别多，饮食也比常人翻倍，气血充盛。忽然有一次，在沐浴的时候，替他搓背的人告诉他他背上肿了。陆相赶快看，一边看一边肿得更厉害，又红又烫很不正常，是一个大毒疮。当时是四五月间，金银藤开花的时节，于是就摘了好多金银花，按照好的药方所记载的方法给他服用。两天吃了好几斤，背上的肿才消尽。因为这件事可以知道，不光是金石不可以随便吃，菟丝吃多了也是能长出这么严重的毒疮的，不可以不以之为警戒啊。
初虞世字和甫，以医术闻名天下。元符年间，皇子邓王出生一个多月，得了癫痫病，十分危急，医生们都束手无策，只有虞世认为肯定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不到三天，邓王就薨了。当医生真的是很难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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